【16】J. Dewey, A. W. Moore, et al., Creative Intelligence: Essays in the Pragmatic Attitude,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7, p. 7. 【17】参见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89，第46-47页。

但它却对维系人际关系、进行道德教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新儒家可能有一个不一定正确的方向，即用西方的模式来规范儒家思想。

盖因儒家哲学虽也提倡礼的外在的规范作用，但它从来就认为礼这种外在规范必须以内在的道德修养或内在的本心的作用为基础。如果这四者配合得好，那么行王道的条件就具备了。这就是当代新儒家所谓的要从内圣外王之学中开出外王事功这一面的具体内容。故而，汤先生说： 照我看，靠个人的道德学问的提升，求得一个个人的孔颜乐处或者可能。因此，汤先生说：‘内圣可以与‘外王结合，但也可以不结合，也就是说‘内圣不必‘外王，‘内圣外王之道只有其有限的意义，它不应也不可能作为今日‘中国哲学之精神。

内圣外王之道并不是儒家的精神所在，企图由内圣开出外王，开出现代民主与科学体系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同时，大力吸收西方近代以来的法治精神和制度，创造出新型的礼法合治的社会。我们的研究工作也促进推动了这个良好的转化。

归结来说，因为有了科学的研究，对道教的抑制活动才逐渐停止，而且才有目前的道教对中国与世界文明贡献的新认识。虽许照例朝觐，但筵燕概行停止。予以庚戌（1910）孟冬旅居北京白云观，乃启阅全《藏》，日尽数十册，每毕一书，辄录其序跋。青年时代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在西南地区从事他日後卓有成效的中国科技史研究。

在南京，他们杀了所有的和尚、道士，以及许多天主教徒，但是他们不杀回教徒，也没有毁坏南京的清真寺。五、道教研究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 鉴於篇幅所限，本文无意对近百年来的道教研究成就作全面的论述，而仅就其中比较重要的方面作简略的介绍。

因为有了那些专着，道教研究在中国就慢慢变成了一种「可学」之学。在法律的名义下，地方强人与豪吏将庙产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私产，然而这只是事态的表层。在那个危机时期，研究道教的人士大概都想过它可能万劫不复了。根据我们已有的资料可知，民国十七年（1928）十月二日开始对全国的寺庙进行普查，从首都到各地市县均设立专门机构、调集专人对当地所有寺庙登记注册，其内容包含（1）寺庙常驻人口。

宁波、海盐等地的庙宇均被一毁而尽。他的工作在现代道教界与医学界有广泛的影响。三年之後（1926）大功告成，新版《道藏》一共印了350 套，每套1120 册，价钱 800银圆，当时中国的图书馆无力购买，所以大部分卖给到了国外。他的名着《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在好几个地方都提到汉朝《太平经》的问题。

这是将道家和道教结合起来研究的特有例子，其成果对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这几年来，本文的主要观点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北京、香港以及欧洲的一些学者不断他们的文章和着作里引用。

」 [4] 《清史稿》卷115，志90。在「五四运动」将科学与宗教视为不可调和的产物的学风下，冯先生提出这个看法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

今天，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遗迹。1980年，中国政府恢复了中国道教协会，接着开放了北京白云观和成都青城山等道教庙宇。结果，康有为的对手乘机对此大造文章，刹时间京师谣言四起。[15]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33-34页。「标准令」指出，迷信为进化之障碍，神权乃愚民之政策，所有「为害最烈的淫邪神祠」，都必须彻底铲除。他请光绪在北京设立教部，在各省设立教会。

[2] 《清史稿》卷115，志90。光绪接纳了他的废庙办学主张，在1898年7月10日的诏书中提出：「至於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

无可置疑，李提摩太对康有为许多改革方案乃至整个戊戌变法活动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然而，我们可以说道教却是首当其冲、受害最深而难以恢复。

许地山先生（1892-1941）在早期道教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其後又自磨小刀，潜往北帝庙，将玄天上帝侧的金花夫人神像手指切断，携带回家。

据时人报导，光绪将其书置於御案，每日披览，「於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5] 在这一方面，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也不容忽视。虽然它的贡献非常大，但是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研究道教的学者为数不多，着作量也相当有限。乾隆五十四年甚至规定真人只能每五年进京朝觐一次。

注释： [1] 本文是作者多年对中国宗教研究的一些思索。以孔子配天，人民男女老少都应祀谒孔庙。

这本非常重要的参考数据汇篇，只是到了1988年才得到校补和出版。此举的真正意图是什麽，内政部公布的「寺庙登记规则」并未给予明确的说明。

此前他已读过李提摩太在上海出版的很多书籍，并向光绪皇帝进献李提摩太所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及《列国岁计政要诸书》。所有孙中山的传记都提到，早年在坛香山求学时，孙中山诚笃参加各类宗教聚会与课程，早晚在学校教堂祈祷，参加星期日的礼拜。

尤其是道教的修养法，在国内与国外都同样热门。国外这种经久不衰的时髦，促使大陆学者开始参阅外国关於道教的书籍，这也帮助他们在国内得到做类似研究工作的机会，并获得进行学术交流的可能。况且流风所及，侨居南洋的海外华人社会也是「妖庙繁立」，「重为欧美所怪笑，以为无教之国民，岂不耻哉？」[8] 基於上述理由，康有为向清帝提出了「令举国罢弃淫祀，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所在乡市皆立孔教会」的建议。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完全断绝了与外国同行的联系，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才开始对日本和欧洲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

他原是化学家，并出身於常熟道士世家。他们发现外国人对道教(包括哲学、中医、《易经》、房中、饮食、武术等)有很大的兴趣，老子《道德经》已成为许多不同语种的经典。

李提摩太於1870年来华，1891年接任当时以出版西学着称的同文书会（1894年後改名「广学会」）的督办，前後在职二十五年之久。[12]总之，无论维新派还是复辟派，後来都承认此举为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契机。

最早读《道藏》的人士中，有上海的陈撄宁先生（1880-1969）。[13] 实际上，在康有为上清帝书之前，李提摩太已拟就一份改革方案，康的上书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李氏的方案。